来源：石家庄日报

太行东麓、滹沱河畔，西柏坡——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小山村，却在中国革命的坐标系中标注下最为雄浑的转折点。这里既是“三大战役”运筹帷幄之地，更是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奠基之源。回溯西柏坡时期党对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其开拓性实践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它既刻于历史的丰碑之上，更鲜活于当下的伟大实践之中。

西柏坡时期的经济探索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期，是党领导国家开展现代化征程起航的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于此翻开序章。面对由革命战争转向国家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千年变局，中国共产党以超凡历史自觉，前瞻性地擎起“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旗帜。这一时期党对现代化规律的求索，既非西方路径的“翻版”，亦非苏联模式的“复刻”，而是在中国大地的深厚土壤中，孕育出具有鲜明主体性与本土意识的“中国式”现代化雏形。这种超越时空的战略远见，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储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实践智慧，更在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走自己之路的深沉自觉与坚定自信。

西柏坡时期的三大开创性经济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基石

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为现代化扫清千年路障。1947年10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庄严宣告“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纲领性文件，从根本上瓦解了延续千年的封建生产关系，使亿万农民第一次挺直了脊梁。这场土地改革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了广阔通途，从而在中华大地上正式掀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序幕。统一财经工作，搭建全国经济治理的制度骨架。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各解放区各自为政、货币与税收分割并立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全局的深层瓶颈。1947年，中共中央果断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筹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统一货币发行、建立财政预算体系、协调跨区物资调配等举措相继落地，初步构建起“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财经管理架构。这一架构为新中国全国性经济管理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四梁八柱”。探索城市经济政策，在多元构成中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所有制雏形。接管石家庄、沈阳等大城市过程中，我党逐步形成以恢复生产为中心、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的城市经济方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深刻剖析现代工业仅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的国情，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引导个体经济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系统方略。这种实事求是的经济治理智慧，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珍贵的方法论遗产。三大实践从农村土地制度、全国财经、城市经济三个维度，共同夯筑起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制度基石。

西柏坡时期的经济探索对

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启示

现代化必须立足国情，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直面现代工业占比少的现实，全党以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领导下的混合结构”为内核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新形态。这一伟大创造，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论最原始的历史源头。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深植中国大地、遵循中国实际，其深层逻辑正是对西柏坡时期独立探索精神与道路自觉意识的忠实赓续。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必须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远不止于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更是一场亿万农民挣脱封建枷锁的伟大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耕者有其田”如燎原之火，点燃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千年梦想。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西柏坡的山村出发，穿越历史烟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获得了最为深沉的延续与最为壮丽的升华。现代化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顶层设计。这是西柏坡时期最为根本的政治经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场在简陋伙房中召开的战略会议，为新中国的经济蓝图作出了系统谋划，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远见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与最终成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赶考”永远在路上，现代化是接续奋斗的浩荡长河。1949年，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提出“进京赶考”;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赶考远未结束”——两代领袖的隔空对话昭示：现代化绝非一蹴而就，需代代相传、接力前行。从西柏坡时期“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初始设计，到新中国初期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这条道路在接力中延展、在求索中升华、在淬炼中完善，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永不停歇的复兴征程。